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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伶濛

士族的衰亡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理解，其一為制度的消失，其二肉體的消亡，其三為觀念的消逝。

制度的消失意味著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fā)展，士族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土壤和根基。舊族逐漸衰亡解體走向沒落，成為一段曾經(jīng)輝煌的歷史，新朝顯貴、當世冠冕亦無昔日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條件以形成新出門戶。士族這一貫穿中古的特殊階級，最終成為了無源之水，在唐代商品經(jīng)濟流動更頻繁、推出科舉選官以取代九品中正、宗族解體鄉(xiāng)里附屬關系支解的情況下，士族賴以存在的制度的變更，導致了其衰亡。

后漢世家大族于東晉僑姓門閥乃至北朝著姓，支撐其存在的經(jīng)濟基礎在于大莊園經(jīng)濟以及依附于其的門客佃戶部曲，并反過來依靠土地鄉(xiāng)里的支配力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實力、攫取政治資本。但至唐中葉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土地兼并嚴重最終導致了均田制的崩潰，土地買賣限制寬松，北朝時聚族而居的大族逐漸獨立分居分析家產(chǎn)，依托于其的客、戶也不再有嚴格的人身附屬關系，使士族的經(jīng)濟基礎開始動搖。

又有科舉制的因素。但唐士族子弟多以門蔭入仕，以門蔭入仕并非恥事，反而是足以炫耀的家資。同時山東舊族百年傳承的世代儒學，即使是參加科舉依然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但相比九品中正，科舉還是有利于寒庶的，畢竟進士科擢第者無論出身皆可受朝野禮遇，升遷也更迅速。可以說科舉延緩了士族的衰亡，但又進一步促使了士族對皇權的依附和自身的解體。

肉體的消亡代表了居于權勢位置、擁有廣泛人望、龐大社會關系的家族支柱忽然被一掃而光，這種已經(jīng)傳承了數(shù)十乃至數(shù)百年的士族當軸人物的暴亡，可能會直接導致一個家族忽然的衰亡，因為肉體毀滅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自身的覆滅，而是家族的斷層和社會關系的斷裂，并往往會伴隨著政治、經(jīng)濟利益的重新洗牌。雖然一個大家族難以所有成員都被同時殺光，但肉體的消亡卻會造成家族意義上的士族滅亡。

江左僑姓覆滅于侯景之亂，南方士族崩潰于江陵之破，代北虜姓亡于河陰之變，中原郡姓冰融于黃巢起義，最終永沉于白馬驛之禍。這些直接來自肉體的摧毀，以及伴隨的局勢劇烈變化，給予了士族沉重的打擊。

觀念的消逝則是最終讓士族的時代終結于唐季。山東崔盧、京兆韋杜，遠祖皆可追溯漢魏，近則盛于北魏、隋唐，十數(shù)代累積下來的家風優(yōu)美、門第高雅，盡為世人所稱頌。山東尤重婚婭，唐太宗修《氏族志》以貶抑山東舊族，然宰相魏征、李勣、房玄齡等人依然與山東舊族聯(lián)姻。

（魏征、李勣還好，可房玄齡出自清河房氏，他本身就是山東舊族出身，不知為何要把他也算到這個范圍里？）

其時冠冕皆以娶五姓女為榮，唐文宗欲嫁公主，還要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然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紛爭，士族譜系混亂，偽冒者眾，連官方甚至自身都難以理清族望，攀附附會層出不窮，所謂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

至五代時，士庶渾同、曲敘昭穆司空見慣，即使真的舊族后裔也徒以門望自高，再非昔時之名流。最初世家大族于后漢崛起時，一個重要的因素的就是文化的師承是以弟子和家世相傳，世家大族壟斷了文化，無論是經(jīng)學還是日后的玄學。文化教育水平的極度不平衡使得士族可以輕而易舉的主導整個社會輿論，獲得敬仰。縱然是士族業(yè)已走向沒落的南朝，其知識文化水準也不是平民寒庶可比擬的，但這種敬仰終將隨著社會平均知識水平的提高而喪失，除官學與私學在唐的興盛，或有雕版印刷技術的發(fā)明，由科技進步普及了文化的擴散。終至【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

當宦、婚兩項對士族不再另眼相看時，意味著士族之觀念在整個社會上最終消失的結果。舊時所自矜的門風禮法也隨即擴散到了整個社會，無所優(yōu)恃了。觀念的消逝比肉體的消亡對士族的打擊更沉重，也更致命。

最終宋與唐就是完全不同的社會了，唐朝顯赫的崔盧李鄭、韋杜裴柳楊累世顯著，冠冕相繼，至宋都默默無聞。宋朝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所推崇的是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至于中古時期的門第士庶，也已完全作古成為歷史。

以上。

來源：知乎